我在写作中一直在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观拳

格非：我在写作中一直在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观 光明

格非

格非的《江南三部曲》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围绕这部作品的创作，采访了格非先生。

：从初期排挤历史的先锋文学创作，到后来创作出具有厚重历史感的《江南三部曲》，您的写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?

格非：缘由有很多，其中之一不能不说是年龄方面的增长，致使人的思想产生的自然变化。三十岁之前和三十岁以后，有家庭以前和有家庭以后，乃至每过一个十年，人所思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孔子所言 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 就是这个道理。

固然，这也跟时代的变革有莫大的关系。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学氛围催生了一批先锋小说的诞生，我的作品像前期的《褐色鸟群》《迷舟》等 也在这个潮流中应运而生。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文学阅读和写作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加上后来席卷全国的商业化浪潮，几近全部中国的文学创作都在这 种变化中转向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促使作家开始不断地反思自己，反思社会，写作风格和立意上的调剂几近是必定的现象。

：你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思《江南三部曲》，而终究定稿要等到2011年。这么长的时间跨度，您在写作中有没有出现目的、心态上的变化?

格非：这个肯定是有的。一个作家在动笔之前，他拥有所有的自由的可能性，但是一旦动笔，这类自由就开始衰减，而限制渐增。越往下写，文字和内容越来越清晰，所遭到的限制反而越大。这自然会造成一开始的很多想法没有办法完全付诸笔端，此其一。

时间跨度大还会遭遇的一个问题是，社会在延续快速地变化，人也在变。一开始感兴趣的话题，随着时过境迁，极可能就会失去兴趣和意义。新的东西不断涌现，但是要把它们放到正在创作的作品中去却其实不简单。这应当说是在创作进程中最困扰我的问题，此其二。

总的来说，最大的困难，还是在新与旧之间如何获得平衡。

：你怎么评价《江南三部曲》?

格非：其实，我很少对自己的作品下论断。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倾尽全力创作的结果，都是人生经验的积累，于我而言它们都是新的，所以每一部作品的出世对我来讲都意义非凡。

如果说《江南三部曲》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，那给我印象最强烈的，恰好是它的创作时间跨度之长、篇幅之巨，几近占满了我的这段生命。一二十年的时间里，除研究教学，自己几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《江南三部曲》的创作中去，除此之外，可以说 一无所成 。

：你能否扼要表述一下，三部曲中的每一部作品对社会关注的方面有哪些不同?

格非：第一部《人面桃花》比较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变。20世纪80年代初我离开老家的时候，所生活的乡村似乎还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宁静。但是等 到学成归来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很想去探究，一个小山村的寂静是如何渐渐被打破的。我选取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小山村 花家舍 ，通过它的演变来灌注 自己对中国乡村近现代转变的思考。第二部《山河入梦》产生的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大变革时期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全部中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变化， 敢教日 月换新天 这是那个年代让我特别关注的东西。第三部《春尽江南》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新时期 ，激进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 主流，我更关注大的时代浪潮下每一个具体个人所有的具体情感。

：相对前两部，第三部《春尽江南》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，但也仿佛变得更加 杂糅 。

格非：近代以来，中国被迫打开国门，失去了关起门来发展的可能性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更加主动地融入世界主流秩序中，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自身面临的 问题。中国当代社会的复杂和整个世界的日趋复杂莫不相干，也只有放在全世界近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虑，这类 杂糅 才容易被理解。我在写作进程中也一直在探 索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观，使之可以涵盖当代社会的复杂性，但这明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(本报 鲁博林)